理论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之一。坚定理论自信，首先要回答中国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哪些特色和优势。今天，人民日报理论版刊发整版文章，聚焦“中国理论何以自信”的话题，邀请4位专家学者，分别从总论、党建理论、经济理论、外交理论对此进行探讨。
扎根人民 科学系统 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经历世纪考验
杨胜群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政党。成立90多年来，我们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从理论上保证我们党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保证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这一理论坚持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坚持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保证了党的建设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党的根本宗旨和政治纲领是始终如一的，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阶段性目标和不尽一样的实现形式与途径。与此相联系，党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在各个时期，我们党根据所担负历史任务的发展变化，不断提出党的建设新的目标和要求，努力使党的建设与党的历史任务紧密结合。党的建设与党的历史任务紧密结合，是党的建设最重要的规律之一。科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党的建设与党的历史任务紧密结合，使党的建设理论真正发挥了对党的建设实践的指导作用，也使党的建设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
这一理论坚持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党，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完善党，使党在理论和实践上保持先进性品格。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要保持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先进性。这一理论体现了这一根本要求，并引领我们党开辟了现实的实践途径。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正确研判世界发展潮流和时代主题，深刻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党的状况，科学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科学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在对国际的观察和现实的把握中开阔视野，深化了对执政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提炼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从实践上说，我们党正确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发展的各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又好又快地发展自己，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中积累了新的经验和认识，提高了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这一理论涵盖全面，随着党的建设发展而不断发展，内涵日益丰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理论主要包括思想建设理论、组织建设理论、作风建设理论三个部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党的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又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设理论和制度建设理论，形成“五位一体”的格局。增加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理论，使党的建设理论和顶层设计更加符合实际，也更加有利于党的建设成果巩固，更加符合党心民意。在强调这五大建设的同时，我们党还鲜明地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上几大建设，涵盖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构成一个全面的科学体系。党的建设理论既有对党的整体要求，又有对党员的具体要求，实践性很强。无论哪方面的内容，许多既是理论主张，又是实践规定和要求；既规定和要求党组织做到，又规定和要求每个党员做到。
这一理论始终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期待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坚持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不竭的源泉和力量，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党根植于人民群众，党的理论也根植于人民群众。90多年来，党的建设坚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标准，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党的建设理论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期待为诉求，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经验、智慧和力量，保持着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弘扬了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党的建设理论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
中国理论彰显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中国思维
贡献独特 焉不自信
辛 鸣
中国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罗盘和行动指南。我们讲“三个自信”，既源自中国道路的独特创造、源自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也源自中国理论的独特贡献。
中国理论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传承。理论必有所宗、有所依。中国理论的思想传承可上溯170年甚至500年。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贯穿中国理论始终。像共产主义理想、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的经济制度、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这些中国理论的核心思想都是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现在有的同志称中国理论为马克思主义3.0、科学社会主义“新版本”，很形象，也很好。好就好在它体现了创新与传承的水乳交融，说的是新话，但根本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承也表现为站在巨人的肩上接着说。这巨人就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正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才有中国理论实现第二次飞跃的历史与逻辑可能。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中国理论的直接理论准备、基本思想前提；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成为中国理论的宝贵思想资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中国理论“时刻不能忘、须臾不能丢的立身之本”。
中国理论具有自觉自信的中国气派。中国气派远而言之，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积淀；近而观之，是百年以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新文化的熏习。彰显中国气派，既是中国理论的自觉追求，更是自信的反映。它体现在形式上不搞洋八股，不唱空洞抽象的调头，话语简明朴实、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与精髓上的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中国思维。中国立场，就是让曾饱受列强欺侮、尚处于欠发达状态的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到本世纪中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价值，就是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过上更加富裕、更有尊严的生活，让13亿多中国人民能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中国思维，就是用天人合一理念观察宇宙、用协和万邦理念思考国际、用和而不同理念构建社会、用仁者爱人理念与人相处。中国气派滋养中国，也润泽世界。当今世界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天人合一”为人类修复自己的家园送上一剂良药；放眼全球，各国因诸多利益纠纷甚至冲突而可能擦枪走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恐怕是实现各得其所的最佳选择；当人类社会越来越沉湎于发展方式“唯一解”时，“和而不同”正在告诉世界还有别样的抉择、别样的精彩。
中国理论彰显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中国理论是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实践的深化、时代的进步不断创新发展，以反映实践诉求、彰显时代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直面新常态、顺应新常态，实践在创新，制度在创新，理论也在创新。中国梦的提出，给当代中国社会和人民一个既有憧憬、有盼头，又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一个既科学崇高又让人喜闻乐见的理想，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亲和、更加清晰、更加具体。“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面”中再续辉煌。“一带一路”“新型大国关系”“中拉时间”“欢迎搭中国发展的便车”等一连串新话语，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图景，体现了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和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等等。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是指导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它深刻思考并回答了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应有什么样的担当、中国的国家治理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等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中国理论作出了重大创新，进一步坚定着中国理论自信。
理论上站得住 实践中行得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重大创新
邓 玲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比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在理论上更站得住，而且在实践中行得更好，具有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独创。它既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和思想方法，又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既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合理方法和手段，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牢牢守住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独有的，诞生于中国、服务于中国、发展于中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科学指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凸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引下，我们积极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引进股份制、产权交易等现代市场方法，推动中国经济更有效地按照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运行，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奇迹。以往人们一般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中国奇迹”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可以采用市场经济手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对市场信号的灵敏性、资源配置的高效性，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手段。从最开始的市场经济受排斥，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再到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直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助于克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渐进式转变形成的，因而受计划经济影响较深。长期的计划经济对市场束缚太多，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就放不开手脚，就会出现“政府失灵”。因此，政府职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如果放任市场经济自发运行会出现“市场失灵”，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强调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加强政府对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职能，以克服“市场失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促进产权制度改革创新。随着实践不断推进、认识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但其解放生产力与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没有变，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没有变，同时在产权制度改革上又有了新突破。一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使其坚守在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更好发挥作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二是从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视角，明确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这将极大促进生态文明发展，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和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促进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创新。我们党始终强调实现共同富裕，这就必须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做到效率与公平并重，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消除两极分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引下，我国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较好地实现了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二次分配弥补一次分配的不公平。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极大地改善了民生，老百姓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得到了实惠，全国实现了基本小康，正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导向护航的创新理论。它鲜明彰显了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不同阶段，针对当时的具体问题不断创新，指引中国经济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指引当代中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科学理论，是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南。
（作者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反对结盟对抗 倡导合作共赢
中国外交理论引领世界潮流
苏长和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习近平同志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倡议，发展和创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为处于十字路口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理论和实践选择，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具有导向意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秩序提供的解决方案，主线大致是私、分、争、离、暴，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主体精神则是公、合、让、共、和。对比中西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会发现，前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充满强权政治、分而治之、结盟对抗、武力干涉、黩武主义等，这是西方内部关系及西方与世界关系的主线和写照。西方不少学者对此也有反思，但似乎很难求解。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中国自古以来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道义情怀一脉相承，也与中国近代以来在国际体系中的经历和地位感受不可分割。透过习近平同志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公、合、让、共、和的特色和品质。例如，在文明观上倡导文明的包容互鉴、多元共生，在发展道路上强调各国应并育不害、并行不悖，在安全观上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在国家间关系处理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发展与不同规模国家关系上践行主权平等、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在经济外交上反对动辄实行经济制裁、奉行义利并举、互利共赢理念，在周边外交和对非外交中贯彻亲诚惠容和真实亲诚理念，在国际秩序建设上主张建设主权、平等、民主、法治的国际秩序，等等。
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重“分”，在对外关系上擅长用各种学说将对象国和地区分裂开来。中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重“合”，在对外关系上将有利于对象国和地区的团结与整合摆在首要位置。比如，在对非政策上，西方擅长将非洲分而治之，而中国倾向于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同样，以斗争为基础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怎么也解释不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而好以分而治之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西方外交理论，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支持发展中地区的联合自强和互联互通。按照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不应支持周边地区形成类似东盟这样的政治实体，因为大国应阻止身边出现一个对自身利益不利的大国或集团，但中国恰恰支持东盟的一体化进程，并支持东盟在东南亚外交中发挥领导作用。这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风范、气度和自信。
结盟对抗政治的盛行，是过去国际关系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所在。要走出大国关系的一条新路，就要摒弃结盟对抗政治的老路，以结伴而行的思路引领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目前，我国已与67个国家、5个国际组织结成72对伙伴关系。结伴是“交朋友”的思维，结盟是“找敌人”的思维。按照“找敌人”的思维，国际关系很容易退回到冲突对抗的老路上。“结伴不结盟”，是中国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的一个新概念、新出路。
大国外交只有将自己的命运、责任和利益与更多国家及其人民的命运、责任和利益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感召力和吸引力。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举措，将中国与沿线地区国家经济和民生结合起来，很快获得沿线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回应。“一带一路”战略的抓手是互联互通。互联互通强调合作共赢，是一个与欧洲一体化不同而更切合发展中地区地缘经济发展趋势的概念。“一体化”由于涉及主导权问题而难为人接受，“互联互通”不在乎谁控制谁，而重在人、财、物、智流动的便利和畅通，在求同中存异，符合多样文明、多样制度、多样道路的国际关系现实。因此，互联互通会成为非洲、中东欧、中亚西亚、拉美等地区发展的关键词，也会逐步取代过去一些西方大国针对这些地区奉行的分而治之战略。中国的经济外交已经积极参与到东南亚、非洲的互联互通进程中，这有助于后者的统一而不是一分再分。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