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视剧《老有所依》的热播再次引发了对养老话题的热议。虽然很多人都认为剧中情节有夸张,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仍然有很多角色故事跟现实紧密贴合,尤其是剧中游手好闲的余淼小两口所展示的“啃老”情节,更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自己工作忙,生活压力大,平时也没什么时间,孩子生完了之后,多是老人们在帮着照顾,这已经是眼下见怪不怪的现象,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中,更是常态。原本应该对父母承担起赡养义务的子女,不但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反而一再地从父母身上索取,甚至有一些极端的子女,把孩子当成“啃老”的工具,心安理得、想方设法地从双方父母那里获得更大的注入。
“靠‘啃老’来养育下一代,其实是各种社会问题投射到可生育人群中的直接表现。”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孟庆瑜接受《法制日报》记者专访时指出,欲破解这个难题,尤其是让那些有生育意愿的人群能够顺利地生、有保障地养,还有赖于相关法律、政策以及措施的配套和及时跟进。既需要可生育人群的自我挖潜,又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既需要国家人口法律政策的“单兵突进”,也需要相关法律配套措施的协同配合。
啃老族,不愿意啃但不得不啃
不愿意“啃老”,但是又不得不“啃老”,为了成就自己的小家庭,而牺牲自己父母的晚年,在很多一线城市,尤其北京、上海等城市中年轻人都面临这种尴尬难题。对很多年轻爸妈来讲,要一个孩子,绝对不仅仅是添一双筷子的事情,有时不得不要以“啃老”为代价。
另人咂舌的高房价下房子不够住又换不起,巨大的工作压力下生完孩子自己没法带,昂贵的教育投入仅靠自己确实费劲……这些未来的不确定性,让很多年轻人开始了生与不生的纠结,这些纠结又让大城市中的很多家庭普遍产生很大的焦虑感,而内心焦虑其实远胜过实际经济负担。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很多人都表示,不愿意为养自己的孩子而去“啃老”。但是迫于现实的压力,有时也不得不作出妥协。家住北京的余先生今年32岁了,夫妻二人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工作相对稳定,收入也还不错,有房有车,还有一个女儿,今年刚3岁多。孩子从降生开始,就一直是小余的父母、岳父岳母轮流着来帮忙照顾。今年9月,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双方老人才觉得轻松一些。
小余对记者说:“我觉得‘啃老’大抵可以分经济上和体力上的。如果经济上‘啃老’的话,我肯定就不生了,如果体力上‘啃老’,只要老人答应带孩子,我还是会考虑的,带孩子对很多老人来说,也是一种安享晚年的事情,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活力。另外,单纯依靠我们自己,确实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能力。”在北京,跟小余类似的年轻父母,还有很多很多,有的甚至面临比小余更大的精力和财力的困难。
被啃老,或心甘情愿或无奈接受
不久前,“单独二胎”政策落地,让小余刚刚平静的生活又有了一丝波澜。小余是独生子,但小余的妻子还有个亲姐姐。二胎政策的放开,让小余的爸妈很是心动,一个劲儿地让他们再要一个孩子,并承诺会继续帮着看孩子带孩子,甚至不惜搭上自己的退休金。按照他们的说法,自己就这么一个儿子,钱什么的早晚都是小余的,趁着自己有能力,再帮一把儿子。
但小余岳父岳母对此则不置可否,虽没有明确反对,但是也委婉地表示自己精力有限、身体不好,想回老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这种情况,我也不好再让我岳父岳母继续付出,他们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我们没有孩子之前,他们经常出去旅游,平时学习个摄影、书法什么的,晚年生活还是挺丰富的。但有了这个孩子,他们这些就都没法再继续了。”在跟妻子商量之后,两个人要二胎的想法暂时搁浅了,为此小余的爸妈很不高兴。
巧合的是,远在加拿大定居的小余妻子的姐姐此时怀上了宝宝。闲聊中,小余得知,在加拿大,生孩子会享受牛奶金的福利待遇,牛奶金多少根据家庭收入情况来定,而产假最多则可以休一年,其间政府会给52个星期的产假金,大概是原来工资的55%,如果公司待遇好的话还会有额外的补贴。此外,加拿大属于税收比较高的国家,但是每到年底报税的时候,一些养孩子的费用可以抵税,比如孩子参加课外活动或者一些相关的花费。
“如果我们国家也能有更多相应的配套福利制度,那我们这些年轻父母的压力就会小很多,也不用非得去‘啃老’了。”小余说。
法律政策措施应形成有效网络
针对目前这种养育和“啃老”叠加的现象,孟庆瑜分析认为,对于具备生育条件的人群而言,尤其是对于在北京等一线城市生活的可生育人群,是否要孩子,并非是一个可以自由做出选择的简单事情。因为这项选择将受到诸多条件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方面,抚育子女的时间成本与可生育人群的自身事业发展存在冲突。可生育人群基本上均处于自身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而抚育新生子女需要其付出相应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在没有其他社会辅助力量的协助下,父母就成了帮助其实现生育孩子的关键性力量。另一方面,抚育子女的生活、医疗、教育等成本支出往往会对可生育人群造成较大的经济压力。在没有其他社会资源条件的支持下,父母的资本注入就成了帮助其实现生育孩子的稀缺性资源。所有这些都会助推生孩子与“啃老”现象的结合与叠加。
孟庆瑜建议,应从多方面下手,尽快出台和配套符合我国国情社会福利法律制度。首先,应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设,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切实减轻可生育人群赡养父母的经济负担。其次,应进一步优化税制,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加快国家住房保障制度建设,构建科学合理的国家住房供给体系,使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使住房回归其“居住”的本来用途,从根本上移除压在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可生育人群头上的房贷巨石。三是要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断提升可生育人群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四是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均衡配置,逐步建立可生育人群及新生人口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五是鼓励和规范社会组织和社会事业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对于可生育人群的支持与协助功能。
“只有当各项法律政策措施形成有效的网络支撑,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有序汇聚成强大的助推合力时,我们的社会才会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态势。”孟庆瑜最后强调。
